中國國内制造成本上漲

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廣東東莞在今年 4 月爆發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工潮，大約 3 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最大的鞋業加工廠——裕元。罷工前，這些工人為全球 30 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名單裡包括 adidas、NIKE。

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于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最後，為期 12 天的罷工導緻裕元損失共計 2700 萬美元，adidas 直接減少了訂單量。

這一事件讓公衆認識到，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服裝企業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麼好過了。而對于成本異常敏感的制造行業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勢正在消失。

伴随“用工荒”的加劇，“加薪潮”也在服裝制造業中興起。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導緻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在每周工作 6.3 天的一線工人中，有 47% 以上不願意加班。80 後工人們對生活質量、休閑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必須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條件。

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 10-20% 之間，更有 12.5% 的企業選擇上漲 20% 以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

于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中國之後，服裝産業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

東南亞國家漸失投資信任

工廠事故和罷工、抗議事件頻發，政策風險高

在過去 5 年間，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别增長 85% 和 43%，達到 8.92 億美元和 11 億美元。外資的大舉進入，服裝加工産業的轉移，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問題也随之而生。

2012 年 11 月，孟加拉塔茲雷恩制衣廠大火，導緻 121 人葬身火海；次年 4 月，首都達卡市郊一棟 8 層樓建築突然倒塌，緻多人被埋，死亡人數超過 1000 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橫行的黑幫、腐敗的政府官員、物價上漲……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貧窮的服裝業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

2013 年 9 月份，為争取每月 104 美元的最低工資，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400 間工廠停工。同年底，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而在今年 8 月初，1600 位工人絕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 3 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獎金約 4130 萬塔卡。

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2013 年，柬埔寨面料生産協會（GMAC）記錄在案的罷工共 130 起，是過去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年。當年年底，30 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遊行，GMAC 号召成員工廠關閉，停止生産三天。最後造成約 2 億美元損失以及 7000 萬美元的投資延遲。

在越南，外商面臨的問題更甚。社會環境和政體的不穩定；年初爆發的彙率危機；當地工人缺乏專業技能培訓，生産率低下；本國原輔料生産僅能滿足紡織行業 30% 的生産需求，絕大部分中高檔面料嚴重依賴進口；今年 5 月，甚至還發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境蒙上一層陰影。

服裝廠商逐漸發現，盡管勞動力成本低，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隐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政策變動的不确定性，對于企業來說，無疑是種種考驗，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的信心，但也無計可施。

品牌敷衍應對：避開道德譴責

避簽勞工協議，避免資金賠償

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遊行見諸報端，将西方的服裝業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同時也要面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這些服裝業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

去年 4 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制衣廠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 1127 人喪生。此事故将 GAP、MANGO、貝納通、家樂福、沃爾瑪等數 10 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

事故發生後，H&M、ZARA 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孟加拉國服裝産業安全協議》，梅西百貨、JC Penny、瑪莎百貨、MANGO、貝納通等随後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以後永不在此制造……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 GAP 也宣布将自行制定安全計劃。沃爾瑪聘請了專業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火災和電氣安全，并宣稱提供 180 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後的再次安全檢查。

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力下，品牌們“積極”響應，仿佛穩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将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但是，正義仍未得到聲張。

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後對外公開募集善款，截止 8 月 4 日，原本預計籌得 4000 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并不是第一次經曆這種事件的他們心裡十分清楚，務工環境難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虛僞的應對措施背後隻要避簽勞工協議，就能避免資金賠償，這才是利益所在。

英美重拾制造業

在本國培養自己的制衣工人

服裝鍊裡的零售商們衡量着每一個導緻成本上漲的原因：原材料價格、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管理質量不穩定、工業或政體動蕩、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并且延長了服裝制作時間。

也許在本國重拾制造業是一個解決辦法。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正在檢讨和修正昔日的“去工業化”、“去制造業”的戰略，“再工業化”成為不少發達國家的共同戰略選擇，而一些大規模并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極尋求開發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制造基地。他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

在美國、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制造業複蘇的一大因素。英國的紡織服裝業在上世紀 80 年代有 80 萬工人，下降到現在的 10 萬人。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市場營銷牢牢掌握，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術是一件“性感”的事。

如何才能在當地培養更多的制衣工人？

Jenny Holloway 在北倫敦開展的 Fashion Enter 項目或許值得借鑒。2006 年，這位創始人在哈林蓋（Haringey）小鎮上設立了服裝制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讓當地的失業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在鎮理事會的支持下，她還遊說到 ASOS、John Lewis 和馬莎百貨對生産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在那裡試水生産。

企業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面的支持，譬如恢複縫紉學校課程、在全國範圍内推行學徒計劃。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制造業對于時尚的重要性。紐約市政府和 CFDA（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則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産商聯盟（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簡稱 FMI）基金會，旨在恢複“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制造業。

我們不難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内，服裝價格節節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裝制造業不得不采用調高産品售價的方式，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

在服裝制造供應鍊上，中國制造仍然坐着世界頭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也占有絕對優勢，在全球需求放緩、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時尚背後的“血汗工廠”難以消失。

而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制造業成本差距的縮小，将促使一些公司将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願以及對小批量優質服裝的需求，将催生一批反應迅速、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或許我們将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制造業再次複興。

當然，要鞏固中國紡織服裝業的地位，從根本上說，一定取決于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升級、品牌升級，向高端制造、精品戰略邁進。